国家层面提及“高层次人才”早非新鲜事，例如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俗称“万人计划”），此番落实到高校层面建设“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足见其重视程度与“含金量”。“需要引育更多前沿领域的全球顶尖科学家以及有发展潜力的优秀青年科学家，形成具有战略科学家潜质的人才梯队。”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丁奎岭认为。

北京大学是唯一一所4个学科中心全部获建的高校。首轮“双一流”建设中，北大把62%的中央专项经费投向基础学科。本批高层次人才中心建设，衔接了以课程体系建设作为重点任务的基础学科系列“101计划”——北大在该计划中也是数学和物理学学科的牵头高校。

在已建有19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的基础上，自去年6月起，北大以数理化生4个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建设为抓手，下大气力构建高水平博士生培养体系。物理学方面，在创设物理学院博士研究生培优计划的基础上，北大参照世界一流物理学科研究生培养经验和质量评价标准，推进高水平科学研究和国际合作，力争到2030年左右，学位论文质量整体达到世界一流物理学科授予学位水准。

首批入选的高校在对应学科都有相当雄厚的积累，主要依托已有中心、学院进一步建设。例如，上海交通大学以李政道研究所为核心，建设物理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以国际一流大科学装置群优势，吸引拔尖本科毕业生加入培养中心的“李政道博士生”项目；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依托化学与材料科学学院，建立化学学科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清华大学依托生命学院建设生物学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打破院系、学科壁垒，自主建设世界顶尖的生物学理学博士培养体系。

高层次人才培养的一大特点，就是以大师育大师。依托数学学科的雄厚师资，山东大学汇聚国内外顶级学术大师，在数论等六个重点方向，组建以首席教授为带头人的科学研究与人才培养团队，实行大师引领下的“导师制”培养模式，致力于孕育卓越数学家。

再如，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成立10余年来，已形成由菲尔兹奖得主丘成桐院士为主任的顶尖师资队伍，中心80后学者聚集，30余名数学家毕业于全球数学学科排名前20的院校。复旦大学“数学基础课程教学团队”被评为国家优秀教学团队，推进数学教材建设工作，新课程体系下已经出版11本教材，完成11本讲义，5本纳入101计划规划教材。

教育部部长怀进鹏曾在署名文章中指出，建好中心的重点在于在基础学科布局建设核心课程、教材、师资团队和实践项目。这与同属基础学科建设序列的“101计划”相互衔接、印证，但对比“101计划”，中心建设在对人才培养的实际成效投射了更多关注。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原校长吕建曾建议要“动态调整、适度扩大‘数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的规模”。”

此番建议是考虑到相较于国家需求、学科数量等，试点建设规模、特色与内涵仍显不足。这种“扩大”不应仅体现在学校的覆盖面上，还应在学科范围上作出调整，例如同样作为自然科学六大基础学科之一的天文学和地球科学。

从1.0、2.0到N.0

在基础学科领域，我国已谋篇布局多年。

“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念曾影响了不止一代人。继2009年基础学科“拔尖计划1.0”、2018年“拔尖计划2.0”相继启动，2020年“强基计划”试点实施、2021年“101计划”落地之后，启动建设数理化生国家高层次人才培养中心，也标志着我国基础学科拔尖创新人才培养改革再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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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拔尖计划1.0”实施的第15年，该计划最早于2009年由教育部、中共中央组织部、财政部联合启动，旨在吸引最优秀的学生投身基础学科，助力学生成长为基础学科领域的领军人才。

自拔尖计划启动以来，已累计在77所高水平研究型大学布局建设288个基础学科拔尖学生培养基地，共吸引了3万余名优秀学生投身基础学科。已毕业的1.7万名本科生中，93%以上进入国内外顶尖大学或科研机构深造，超过86%的学生在基础学科领域深造，87%的博士毕业生从事基础研究工作，一批基础研究的“生力军”在相关领域崭露头角。

姚期智、丘成桐、郑泉水、高松、施一公等一批“大先生”投身拔尖人才培养。每年有超过1600名院士、国家级重要人才计划入选者等顶尖学者为拔尖基地的学生授课，授课总学时数超过5.2万个。北京大学“元培学院”、清华大学“姚班”“钱班”、上海交通大学“致远学院”、浙江大学“竺可桢学院”、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学院”等人才培养品牌不断出圈。

基础学科领域的拔尖人才培养，是基础学科建设、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长远、战略大计。

数理化基础学科教育决定着顶尖科学家的发展高度。据公开报道，20世纪获得诺贝尔奖的466位科学家中，41.6%具有交叉学科背景，而绝大部分交叉学科背景获奖者都具有数理化某一学科的教育经历。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奖者中，仅有不到1%的获奖者教育背景完全属于生命学科，大部分获奖者都具有数理化学科方面的教育背景。

为什么中国的诺贝尔奖这么少？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科研处处长庄辞认为，基础研究领域能做出成绩、最有创造力的年龄段一般是30多岁，而中国的年轻科研人员却困于“追求短平快项目”的浮躁内卷之中。这种“短平快”，一定程度上与基础研究的长周期特点和对资助稳定性的要求相悖。稳定的经费支持尤为关键，她认为一种理想的运行模式是参照日本“世界顶级科学研究中心”计划（简称WPI）。

日本在基础研究上的布局起步较早，1995年制定的《科学技术基本法》成为其科学技术政策的基本框架。根据这项法律，日本政府每5年制订一次“科学技术基本计划”，并为其提供相应预算，以带动基础研究和创新发展。除日本外，美国形成了以数理化基础学科为核心的STEM（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基本国策，欧洲不少国家也出台加强数理化基础学科教育的政策。

2022年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召开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时强调，要全方位谋划基础学科人才培养，大力培养造就一大批国家创新发展急需的基础研究人才。今年6月，总书记在给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姚期智回信时提到，希望姚期智院士带领大家继续探索创新人才自主培养模式，推动学科交叉与前沿创新，打造高水平的人才培养和科技创新基地。

基础研究往往意味着从0到1，没有强大的基础研究，就很难做出原创性、变革性、颠覆性的关键核心技术。进入“无人区”事关勇气恒心，更事关具体政策的支持。15年，从1.0到2.0，再到国家基础学科拔尖人才培养战略行动，星星火种已渐成燎原之势。